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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0 19:53:45点击:

重温“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张思之


      “总觉得律师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批人不斤斤计较自己先富起来,应当跟老百姓在一起。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拼了命多为老百姓做几件好事,多办几个好案,这是最重要的。”“ 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不情愿下进入朝阳学院

      张思之11岁从河南郑州随父逃难到四川绵阳,16岁弃学参加远征军做发报工作,一年多驻扎在印度,直到1945年4月才回到昆明,离开部队,经2个月辗转抵达重庆,最后回到原点绵阳,进入东北内迁学校十八中学继续学习。时事弄人,1946年张思之又随十八中学回迁东北。回迁过程,经重庆,他被伯父强留并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张思之在那上了一年高中。因张思之带领同学抗议学校开除一名晚上十点后还看书的同学(该校规定晚上十点后不准看书),新学期被这所教会学校要求转学。张思之被迫转入另一所教会学校,然而新学校却因同样理由拒绝颁发给他文凭。张思之无奈之下,决然离开学校,奔赴南京,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1947年,张思之二十弱冠之年,被小有名气的朝阳学院法律系录取。张父一听到儿子考上大学,早早把学费汇入学校。而张思之却志在学外语,想当一名了外交官。不情愿下进入朝阳学院法律系,不情愿地和法律结缘,开始了一生的法律职业。

      深怀正义“上了船”

      张思之的中学时代在流离颠沛中度过,上了大学后,他决定好好读书。凭父亲行医积累的财富,买了很多书籍。过了成人礼的张思之,深怀大义,加入了“地下党”。

      革命年代,青春充满了残酷,尤其是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那个年代,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分外高涨。张思之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分子和活动家。经常搞海报,做壁画,活跃宣传。年轻是一切的资本,但并不是说不要付出任何代价。1948年12月2日晚上,活跃分子张思之,差点被特务抓。当时已经有几名特务站在他门前,情急之下,他从二楼跳下。然而校门已经有特务把守,张思之紧裹大衣,卧倒在地面上,谨慎地慢慢匍匐前进,最后“滚出了朝阳学院”。经过一夜躲藏,本想离开北京投身革命的他,被告之共产党员一个不用走了,傅作义要投降,可以从地下走到阳光下了。中共接管北京城,朝阳学院纳入法院系统。

      漫长15年劳教

      1949年2月,张思之参与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3年,在反高饶集团时,法院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张思之一直到会议临近结束,未曾开口讲话。在领导要求下,撬开嘴的张,从上午7点,讲到中午12点。5个小时的演讲内容,“讲得太好”得罪了院长。1953年胡风案,张思之担任法院三人组组长,被人举报为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几个月后才出来。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1957年,因为莫须有的“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
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教生涯。15年中,张几乎丢掉了全部书和笔。

      1972年结束劳教,进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当语文教师,开始五年教书匠生活。此时,张思之已经45岁。他分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对学生充满爱护。早上六点就去学校,直到晚上九点才骑车回家。1979年,52岁的张思之被有关部门宣布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是错划,彻底获得了自由清白身。

      二十年来只办了一个半案

      1979年7月,张思之重返律师界,随即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其后江青要求自辩,拒绝律师代为辩护)。1980年,出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主管业务,同时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这位“人民律师”作为中国第一代律师,在文革前只办过一个半案。一个案子是,南斯拉夫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扮演了一个抢劫案辩护律师。剩下那半个是在1957年,是为一桩离婚案辩护,进行到半程,却因五七事件无极而终。中国律师业,在文革前已经支离破碎。张思之的律师之路,也是中国律师业重建之路。


       天命之年后的律师青春以下是张思之所经手的大案:

      1981年李作鹏“林彪反革命集团案”;

      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

      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

      1992年鲍彤“泄露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案”;

      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

      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

      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

      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

      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

      2006年10月王天成等诉周叶中等“剽窃案”;

      2006年 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申诉;

      2008年,张思之获得该年度的佩特拉·凯利奖。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11月在柏林宣布,授予张思之这一大奖是为了表彰他为中国保障人权和建设法制国家及律师制度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个迟来的奖,是对张思之职业生涯的肯定和赞赏。

      时至今日,张思之已经不再单纯是名字张思之,它代表“中国法律界的荣耀和良心”,进入国际法律界视野。法律圈子外,不知道他的人似乎占多数,但这不能抹去张思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代表的法律符号意义。这也是张思之职业青春之所在。张思之说:“枪声一响,我的任务又要开始了,这种事情有可追之处,起不起诉再说,追一追就有助于国家法制建设。即便追错了,那也只是个人工作失误。但对两方面都有好处。”张思之坚持“绝不锻炼身体”,全身心地工作就是
他最好的身体锻炼。而且他没有固定休息时间,工作休息放任自由。

      张思之曾决定80岁后就不干律师工作了,不过现在又改变了这个决定,只要还有精力就要接着做。

      改变常人的法律观念

      张思之1979 年再次出师时,人们发现这个律师怎么会给坏人做辩护律师,这个人怎么老为坏人当辩护,甚至还真减轻了众多坏人的很多罪行。的确,张思之律师执业,多为坏人辩护人,多为全国性的难案,可谓哪里有难案,哪里就会有张思之的身影。张思之的律师史也是一部国人的法治史。很多人通过他明白,坏人同样有审辩权利,懂得尊重坏人的正当权益。

    法律学者邓正来评价张思之是一位有胆识的律师和一个有批判性格的知识分子。职业担当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向公众展示了社会坚守法律基本常识的重要,给公众提出了向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公民社会需要这样怀有理想主义的律师,他影响的不止律师行业这个小圈子,而是整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社会。

      张思之在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时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还没有法律。律师办案只能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共中央政策。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国家很快就出台了救助条例,反映非常快,措施还很好。这说明,国家法治在不断进步。他愿意和同仁、国人努力,建设更完善的法治国家。张老一言一行,深深影响每个人。

      “一生都未胜诉”的“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他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青年学者萧瀚说,他的名字应该被全世界所有律师知道,我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还能否找到一位像张思之先生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涉险办案,从未胜诉却从未气馁的律师。因为有了张思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可以骄傲地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许就在中国,而不在任何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或者法制完全无以存在的国家。

       2008年12月2日,张思之获得度佩特拉-凯利人权奖,他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意味深长地感慨:“我从东方来,走了长长的路。”他认为度佩特拉-凯利人权奖授予他,是他执业历程中的一次特异的"热身"。他引用丘吉尔战时誓言“风险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将之视为典范。以此支撑单薄的力量,奋勇前行。他坦承:“不敢低估前路的障碍阻力,但即使艰险环生,也决不因此而萌发绝望。绝望与希望之间有时也只是一步之遥;智慧、胆识、坚毅、合众,有助于达到目标。展望前程,无由悲观。关键在于恒守信念,学习不辍。誓以夕阳西垂之躯,迎晶莹晨露,辉映人间明媚春绿。”张老的拳拳心语不是一时之感,而是由衷表白,欲和国际法律界肝胆相照,彼此共勉,关键地是他言外之意告诉人们,耄耋之年的他,律师青春犹在,工作热情奔放不减当年,犹可等等不成熟的中国律师业,并一道走向理想。 

      “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张思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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